作者：覃阳玲

朗读者：余恩泉

图片来源：包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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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走在大街小巷见到馕饼，我会毫不犹豫地买几个回家大快朵颐。

他乡的烤馕饼吃了不少，却吃不出儿时故乡小镇里阿依汗大婶烤馕饼的味道。

幼时，家在新疆一个偏远的小镇，那是个维吾尔族和汉族居民混住的地方。小镇民风淳朴，人们相处融洽。

我家隔壁住着阿依汗大婶一家，两家孩子在一块儿玩耍，大人也在一起唠家常。

那年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小弟突发急症，父母急匆匆地将我托付给阿依汗大婶后，手忙脚乱地抱着小弟去县城求医。

当夜，父母没回来。小弟病得很重，院转去了七百多里外的市中心医院。

大婶哄着哭哭啼啼的我住进了她家。那天起，我就在阿依汗大婶家“驻扎”下来。起初还有些羞怯，大婶和大我几岁的帕提古丽善良热情，扎伊尔大叔幽默好客，小阿西木活泼可爱。这一家人的爽朗欢快很快感染了我，没多久，我便融入进了这个家庭。

大婶汉语说得拗口，为了方便，给我取了一个维吾尔族名“阿依仙古丽”，我美滋滋地接受了这个好听的新名字。

每天早晨，大婶起床在馕坑里燃上红柳木炭，把前一晚发好的面揉成馕饼贴在馕坑壁上，再出门买羊奶。等到她回来喊我们起床，外屋馕坑里烤馕的香味已飘满屋，馋得我们几个迫不及待地冲去外屋候在馕坑边等香喷喷的热烤馕出炉。

即便嚼着酥软鲜香的馕饼，喝着甘甜浓郁的羊奶，我们三个小孩手也不闲地嬉戏打闹。总是在大婶一声声焦急的催促中，才狼吞虎咽地吃完，各自背起书包一路奔跑着去上学。

最热闹的日子，要数跑长途客车的扎伊尔大叔回家。每逢那天，大婶将自己和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带我们到镇口的大路上去迎接大叔。

回到家，大婶就动手烤一家人最喜欢吃的油馕。

她麻利地揉好馕饼，翘起拇指在饼面上娴熟地刻几朵花，然后细致地刷一层浸过香料的油，再撒上一把碎洋葱粒，最后双手托起馕饼巧妙地朝馕坑里一甩，“啪”一声脆响，馕饼就稳稳当当地贴在馕坑壁上了。

大婶这一手“绝活”让守在馕坑边的我看得目瞪口呆，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扎伊尔大叔也没闲着，早哼起边疆小调支好了烤肉串用的铁皮炉，帕提古丽轻车熟路地串好大婶一早就切成薄片腌渍过辛香料的羊肉，再整齐地架在烤炉上。

烤炉上的肉冒着香味“滋滋”作响，似在唱欢歌。我和阿西木想抢吃第一串烤肉，抢夺第一个油馕，兴奋地蹦过来跳过去，瞧瞧这边，看看那边。家里喜气洋洋，仿佛过隆重的节。时过境迁，那情那景至今记忆犹新，每当忆起，我心里的笑意依然会溢出来。

晚餐在油馕包肉的美味后裹挟进大叔一路的趣闻乐事，一家人的笑声便荡漾在小镇的夜空中久久不散。

五月，金黄的沙枣花开了，小镇浸在四溢的花香里。大婶带我们采来沙枣花做甜饼。她还会用晒干的沙枣花做茶，喝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六月，火红的石榴花开了，小镇掩在艳红的花瓣下。心灵手巧的大婶摘来石榴花给我和帕提古丽做成项链佩戴在胸前。

七月流火，大婶带我们三个孩子去她童年的老家——一座雪山脚下的小村庄避暑。

村庄屋后是广袤无垠的胡杨林，密密匝匝的青枝碧叶遮住毒辣辣的阳光，我和小伙伴们在树荫下尽情玩耍。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大婶一家是亲人，大婶更视我如己出，对我疼爱有加。

那段日子，我嘴挑，吃不惯别人家送来的馕饼。见状，大婶亲自为我打馕饼，热得汗流浃背也不肯罢手。

八月，小弟的病终于好了。母亲来接，见到我，她惊呼：“她大婶儿，你把这丫头片子养的白白胖胖！”大婶在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笑得一脸灿烂。

那以后，两家的关系更亲密。大婶知道我爱吃她烤的馕饼，每回打了馕饼，总是趁热送来一大摞。母亲常常把生活在南方城里姨妈寄过来的稀罕物件和自己种的时令蔬菜送去给大婶一家。

两家的孩子每天来回窜门，一起玩耍，一起写作业，一起做游戏......

第二年春，父亲调去七百里外的市区工作，我们一家搬走了。记得临行前，我扑进大婶怀里嚎啕大哭，久久不肯离去。

到了新环境，学习、生活都变得忙忙碌碌。我与帕提古丽往来的书信越发稀少，直至中断。

高中毕业那年，父亲陪我回了小镇。七八年过去，小镇物是人非，大婶一家也搬去了喀什市，具体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自此，小镇静默于我脑海一隅，是我无数个午夜梦回后绵延不尽的思念。

如今，我定居异乡，儿时的胡杨林渐行渐远日益模糊。然而，故乡的小镇、阿依汗大婶一家的音容笑貌，大婶烤馕饼的味道和那段欢愉时光却历久弥新，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编辑｜冯正梅